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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人固有一死，死亡既被认为是人类绝对的平等，又是社会阶级不平等的鲜明证据。如何对待死亡不仅是血缘宗族情感的表达，也映射出社会对生命观念的思考。

关于“祭之以礼”的孝道精神，中国有着一系列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而死亡又是恒久严肃的话题。因此，即使城市化进程飞速加快，火葬逐步取代土葬，但隆重的殡葬、扫墓等仪式依然顽强地扎根于中国年轻人的基因中，一些商业化的殡葬仪式与暴利的“白色经济”也逐渐出现。如今疫情复发，“线上祭扫”、“代客祭扫”等互联网殡葬形式出现。监管殡葬业的公共政策需要重新评估并思考：如何以现代化的方式解决所有居民去世后的丧葬需求和传统土葬造成的环境问题？如何平衡丧葬文化的传承与商业化？殡葬业牟取暴利的乱象如何治理？笔者尝试整理信息，引出讨论。

一、百姓的丧葬需求：根据东方的传统死亡观念与殡葬仪式变迁

1、传统思潮下的死亡观念传统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仪式和象征是地方社会的传统核心，反映了一个民族或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逻辑。中国的丧葬礼仪充满了伦理和人文情怀。在丧葬礼仪中，一个基本的信仰是“不死其亲”、“事死如生”。纵观历史，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观——厚葬观和薄葬观。重葬是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主流，在中国丧葬习俗中基本占主导地位。其盛行的原因是灵魂不朽观念和祖先崇拜，以及儒家和封建统治者长期倡导的孝道伦理观念。然而，孔子、墨子等智者抨击了厚葬之痛，提出了薄葬理论。此外，受道教神仙思想、佛教来世转世观念的影响，丧葬观念仍在演变。佛教传入并盛行的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丧葬最节俭的汉代，改变了重葬的方式，给人以创新的感觉。

2、历史文献中的殡葬仪式

葬礼仪式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死者身上或尸体旁撒赤铁矿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生者常见的丧葬仪式之一，目的是给死者注入新鲜血液，使其重生。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儒家最重视的“三年丧葬”丧葬仪式，并明显朝着庄严的方向发展。唐宋时期，统治阶级十分重视丧葬，丧葬仪式多达66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丧葬礼仪的特点是长祭、繁文缛节、奢侈和等级森严。繁复的礼仪必然导致铺张浪费，达到了显贵和显贵家族炫耀和满足虚荣的目的；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极其沉重的负担，造成了生者负债累累的不幸局面。

3、现代化进程中的殡葬仪式变迁据国外学者记载，1844年《南京条约》签署后，英国当局在上海为外国人修建了私人墓地，被迫开放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殡葬商业模式；1909年，第一座商业公墓“万国公墓”建成，这意味着它向任何国家的人开放，但依然以来华的外国人为主，人们遵循等级模式，而公墓的使用则清晰地反映了租界中的种族和社会界限；1924年，美国人建造了第一家商业殡仪馆“万国殡仪馆”。随后，殡仪馆的数量迅速扩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商人发现了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尸体数量激增。一股“不健康的热潮”再次推动了商业化进程。建国以来，上海大力提倡浪费耻辱。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现代思想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政府开始规范公墓并推广火葬，使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丧葬服务。为了将商业服务转变为公共服务，政府选择与私营企业、同乡会和善会合作，建立统筹组织，并逐步接管前者的殡葬业务。因此，殡葬公司的数量迅速减少，公会和同乡会被从慈善机构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废除。在上海，除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外，其他慈善团体被禁止从事与死亡有关的事务。至20世纪50年代，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数商业殡仪公司也最终全部被纳入政府管理。改革开放的浪潮将各行各业带入了市场，殡葬商业化再次盛行。到目前为止，殡葬行业已正式成为一个兼具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复杂行业。

二、传统丧葬引发的环境问题

《周礼》所言，“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传统殡葬仪式有其文化支撑，但从可持续的角度看，依然有相当大的问题：第一是传统的土葬，消耗木材和土地资源；第二是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污染。首先，郭风平依据每代20年、每人消耗木材0.5立方米估计，夏初至解放初期棺葬使用的木材大约在18.93亿立方米，相当于损失948.96万公顷森林。当然随着人口增加，木材的实际消耗量只会更大。土地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土地开发速度加快，人均土地可使用的面积在不断减少。考古学经验表明，一般坟墓在200年左右将沉入地表之下，陈华平（2006）由此估算，1766至1961年间实际土葬占地约1559.8万亩，与土地开发每年减少耕地超010万亩的速度相比，影响相对有限。其次，土葬本身不会造成污染，但为了让棺材尽可能保存长久，人们会在木棺表面涂上防腐材料，包括大量的汞、甲醛等有害物质，而这些有害物质会释放到土壤中，造成环境污染。烧纸钱和放鞭炮会在空气中产生二氧化碳和PM2.5。此外，中国农村还存在简单的土葬。在传染病爆发的年代，尸体的掩埋和腐烂可能会滋生大量的病毒。

三、土葬治理中的摩擦与纠正1、早期对土葬的“一刀切”政策与传统观念的摩擦自1997年国务院颁布《殡葬管理条例》以来，全国各地殡葬改革有序进行。考虑到农村的具体情况，《条例》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2009年12月，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但现实情况是，各地实践中存在行政强制和一刀切现象：要么完全放弃土葬，要么放任自流。但对于风俗礼仪的改革，政府无从下手，大部分地方没有实际的干预和改变。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大的民间传统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人对葬礼仪式和形式的选择。由于缺乏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一些地区的殡葬服务政策推广存在忽视文化引导、不注重适应当地的现行习俗和过度超前的特点。比如2012年，河南周口在唯政绩论的驱动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坟运动，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和社会矛盾（更多→）。再比如2014年安庆老人自杀事件。安庆政府要求从6月1日起强制推行火葬，收缴收集棺材。许多老人保存棺材已经几十年了。为了在新政执行前，至少有6个老人自杀。

2、如今对土葬的改革新规：温和过渡，划定面积为此，国家在不断调整殡葬改革方案，也在从其他角度调整政绩激励的方式，避免执行中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目前我国宏观层面并没有要求农村土葬必须改为火葬，仅对土葬的选址和土地使用面积做出了限制。根据2012年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人口密集、耕地较少、交通便利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地区，允许土葬。”在允许土葬的地区，国家提倡和鼓励遗体深埋不留坟头”。具体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以北京、云南为例，2014年4月，北京市出台《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北京市党员干部在殡葬改革中自觉执行“四个严禁”和“五个提倡”，其中明确要求单人或双人骨灰墓穴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2014年11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大力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党员干部办理殡葬事务的各个环节提出了硬性要求。如规定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严禁建大墓，墓区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严格控制经营性公墓数量。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只允许有一个经营性公墓。新规增加了土葬和火葬之间的弹性，各地前期强硬的执行态度也有所改善。相对温和的政策使得近年来的转变更加自然。四、现代殡葬商业市场及其衍生的新问题1、过度商业化下殡葬行业的暴利虽然火葬已逐渐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但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再次呼唤公共政策的更新换代。殡葬用品价格越来越贵，不断涨价的墓地，天价丧葬费屡屡出现，引发社会争议和质疑。根据寿险机构SunLife的数据，中国人在丧葬方面的平均支出为37375元，占平均年薪的45.4%，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光是基本殡葬服务的收费就不低。大部分殡葬服务都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给逝者“供饭”、“沐浴SPA”、“起灵金光大道”、“垫背钱”……一系列名目奇葩、花样繁多的服务项目出现在殡葬业服务。就连一个骨灰盒就能达到几万块。在“丧、葬、祭”的完整产业链中，墓地是核心环节，也称墓穴地产。如北京六环外位置较好的墓地可达55万元/平方米。甚至各地出现了囤积居奇、炒墓地的投机行为。为此中山、苏州、嘉兴、平湖市等地不得不出台墓地限购政策，严禁跨区域销售经营性墓地。

殡葬商品有其特殊性。由于死亡通常是突然性的，消费者的知识有限，选择较少。而且殡葬用品是一次性消费，在农村血缘政治下受制于道德情感绑架和社会舆论，消费者没有议价空间。更何况，随着社会的老龄化，中国殡葬行业协会预测，2023年中国殡葬行业规模将达万亿。2、与时俱进的新政出台：线上祭扫，规范市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网上绿色“云祭祀”政策。今年很多地方直接暂停了现场祭祀和祭扫活动，提倡网上祭祀和代客祭祀。据中国民政官方微信号4月3日消息，2022年4月3日，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各地迎来群众集中祭扫高峰。根据民政部清明节祭扫工作办公室对全国各地18925个开放的殡葬服务机构数据统计，共计接待祭扫群众583万人次，疏导车辆约123万台次，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32万人，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9.8%、62.5%、12.5%。全国各地共计18011个殡葬服务机构因疫情分级防控要求未开放。全国共有2304个网络祭扫平台，网络祭扫群众69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5.7%，网络祭扫被群众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于是，疫情催生了另一种新的祭祀方式——代客祭祀和祭扫。通过接待受委托的陵园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向逝去的亲人焚香献花，送去远方的哀思。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也出现了私人祭扫的有偿服务，有的收费上千元，如“代聊代哭”，已经违背了祭祖的初衷。甚至市场上出现了科技殡葬的概念，比如综合殡葬服务的O2O服务平台。2021年，出现了殡葬元宇宙热潮。

丧葬原本是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仪式实践，从人性的关怀中实现了生死的本质内涵。精神发展比物质享受更重要。我国目前的现实是，殡葬服务几乎丧失了精神礼仪教育，陷入了物质和消费主义的生存竞争。丧亲者在殡葬服务过程中扮演着决策、协调与执行的角色，往往不是他人可以越俎代庖的。经检索信息发现，目前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整顿政策，但各省已经发现了商业暴利的苗头，主要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价格政策提醒函”+“消费者投诉维权”的方式预先防范、针对性解决。但这种措施显然是不到位的，一是亲友丧事本就有忌讳之说，商家又往往利用消费者的悲痛和急于尽孝的心理进行情感道德绑架；二是殡葬行业尚未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整体缺乏准入门槛，尚属灰色地带。这种情况下，不可完全指望消费者自发的维权意识。

五、总结：平衡殡葬的双重属性本文梳理了在传统观念和现代化进程的挤压下，中国殡葬仪式从乡土文化下的公共凝视、到厚葬观下的阶级分化、被迫开放引入的商业化、解放后的政府公共管理、乃至如今新衍生出的商业暴利，一直在“公共性——商业性”双重属性间权衡反复。考虑到传统殡葬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文化糟粕，现代殡葬有其必要性和优越性，但现代性下诞生的商业组织需要约束其定价和各种消费主义行为。鉴于殡葬行业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复合特征，行业自律机制与市场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交叉权力。因此，规范殡葬行业的服务形式和定价标准，需要多方合作，共同推进多元共治。首先，形式上，传统丧葬文化造成的污染和不可持续的成本需要用现代手段来纠正。但如果转型过程只追求“一刀切”，那就是不尊重历史的决定，会直接导致代际之间无法熨平的文化对立。现在，逐步实施的新殡葬改革方案显然做出了更人性化的考虑。若再加补充，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方式引导土葬向火葬灵活转移，强化其在遗体运送、火化、骨灰存放等领域的公益属性，降低收费标准；殡葬行业协会积极创新，提供更加人性化、温馨的火化服务，宣传绿色文明祭扫理念。其次，在定价方面，我们还缺乏有效的、规范的、明确的市场监管标准。政府应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民政等部门明确收费政策，加大处罚力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提醒层面；也可以委托医院、火葬场等第三方加强对殡葬服务的监管，接受常态化监管，分担一部分连带责任。殡葬行业协会应设立行业黑名单，通过评分方式促进良性竞争，打破地区垄断；同时，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传统观念的转变、司法机关承担起全力保护的职能，是共同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力量。此外，作者还想补充一下本研究的文化意义。通过相关事件的曝光，可以引起社会教育的警惕，提醒人们审视殡葬乱象背后被商家包装的消费主义孝道文化，以及我们在时代潮流下对死亡的文明态度。中国人对死亡一直讳莫如深。因为我们避而不谈死亡，缺乏对生命教育的重视，所以很容易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压力的影响，被迫接受高价葬礼。世界文明华人追求真情实感，有效陪伴，人间离别。以人为主体，以生命为中心的死亡观，是一种经得起道德检验的文明观念。综上所述，殡葬行业的过度商业化需要有效监管。第一，呼吁有关部门出台更多的公共政策，深入骨髓的的死亡观念不可能真的被一个一刀切的政策完全斩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尊重文化，逐步向现代化过渡，允许商业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二是希望抵制商品社会对人类生死的持续异化。死亡是我们文化中重要而严肃的一部分，而资本却企图通过零零总总的服务、产品，用金钱去裹挟最后一寸血缘情感。然而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真正的消逝，我坚信生命有不被商品价值所定义的自由，我们都有捍卫这份情缘人性价值的权利。

本文参考至：公共policy参与，作者：左树亭，原文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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